攝影／黃友平
舶在新安江邊的歷史航船
從新安江下游的浙江建德市出發，溯江而上，驅車200公里，終於看到了這條並不寬闊的鄉野山溪——地處安徽績溪縣的登源河。我感興趣的不是它為什麼被稱為“徽州之源”，而是想知道，到底是一股什麼力量，將緊依着它的龍川村築成了一條船的模樣。
800多年前的一天，一個老者路過績溪縣龍川村，在飢渴難耐時，村人胡念五打開家門，恭恭敬敬地款待了他。或許是答謝一飯之恩，或許是驚訝於龍川地勢，老者登上了龍鬚山察看風水。羅盤的指針在山風中“嘩嘩”地轉動着，漸漸地停頓下來，定格在村東南的登源河。他發現，登源河屬於“來龍之水”，兩岸山形有如十八隻金龜上水，隨着地勢的步步趨緩，形成百川歸攏之狀，將腳底下的龍川村圍於谷地中央。
攝影／龍海
但是，老者找出了龍川村風水的缺陷——坐向錯誤。他提出了大刀闊斧的改造方案——將龍川村改造成一艘船的形狀，坐向扭轉90度，由坐西朝東改為坐北朝南；龍川河向北移動百餘米，將水口拓寬成喇叭形，在河口內造橋關鎖，留住財氣；打通五條南北走向巷道，直通龍川河邊，隱喻“五子登科”；在龍峯山麓的木魚形山坡上建“靈山庵”，以鎮煞氣，鍾靈氣……
胡念五將信將疑地打量着眼前這個山野村夫裝扮的老者，老者微微一笑，報上了自己的姓名——賴文正。賴文正乃有着“地仙”之稱的江西風水先生，胡念五早有耳聞，他趕緊拜謝，在其後的數百年，胡念五及後世不折不扣地執行着這一規劃。
龍川村經過這一系列的改造，到明代終於形成規模。虔誠的胡氏族人為了釘住“船”，挑選了一户姓丁的人家入住村中，將丁姓祖墳葬在船頭石笏山下，在胡氏宗祠左側建丁氏宗祠。“丁”字形同船錨，有了份量的錨，即使在兇猛的風浪中也能確保航船安然停泊。錨多了船無法前行，詭異的是丁姓人家十六代以來一直是一脈單傳，即使到了計劃生育時代依舊如此。有了錨，還要有木樁，他們在胡氏宗祠前的龍川河岸栽下一棵榆樹，用來維繫這艘大船。
賴文正準確地預測到了龍川村此後的成就——名人輩出，人文薈萃，富甲江南。龍川村誕生了明代户部尚書胡富、兵部尚書胡宗憲、都御史巡撫遼東胡宗明、清代徽墨名家胡開文、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等人，龍川人將這一切榮耀都歸結於風水。
今天的龍川村格局變化不大，山隱水迢，樹影婆娑，油菜花填滿了山野的空格。當我站在龍鬚山上，此刻，與賴文正的目光重疊，越過綿延的羣山和縱橫的阡陌，看到了兩頭尖、中間大的龍川村，數百幢鱗次櫛比的民居如同一間間船艙，恢宏的馬頭牆如同林立的風帆，胡氏宗祠前豎立的根根旗杆如同桅杆，龍川恰如一條大船停靠在登源河岸，顯得爛漫而安逸。可以説，這些格局都在刻意強調，這就是一艘船。
沿着新安江及婺江一路尋找，一座座船形村進入視野——西遞村七哲祠和跑馬樓象徵船首的眺台，村中兩棵大樹如同桅杆，牌樓似揚帆；屏山村宛如一艘揚帆出海的航船，彎曲的吉陽溪就像一根纜繩將船系在了水口；慶源村將村落設計成雙體船，周邊羣峯圍出了一處平靜的港灣。還有湖裏村、浯村、雙龍村、根溪村、思溪村、上曉起村、李坑村……船形村佈局大同小異，局部設計別出心裁，村頭植一棵筆直的喬木取意竹篙；村中心植一棵樟樹取意桅杆；村頭種植一排紅豆杉，把它們想像成繫纜繩的木樁……佈局相當獨特，河南岸村中和上坦均無井，源於江氏先人認為不能在船身上打洞，否則將會漏水沉船。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船形村落坐落在徽州的山水之間呢？
新安是徽州古稱，徽州村落大都依新安江水系而建，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新安江是徽州的符號。徽州山峭水湍，客觀上，多數村落地處兩山夾一溝的狹長地帶，船形設計既是最合適也是最無奈的選擇。在地少人多的徽州，徽人只得外出經商求生，他們對船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和寄託。新安江在崇山峻嶺中打開了一道缺口，入浙後匯入錢塘江，滿載山貨、木材、茶葉、桐油、油漆等貨物的商船，從新安江出發，船將他們與外面的世界維繫在了一起，最終建立起了縱橫天下的徽州商幫。
新安江東去盡頭是大海。我忽然想起，對16世紀中國海洋格局最具影響力的就是兩個徽州人——歙縣的汪直和績溪的胡宗憲。兵部尚書胡宗憲統率的艦隊，絞殺了汪直締造的世界上最龐大的海盜船隊，那場大航海時代來臨前的海權戰爭，至今在胡宗憲老家龍川村還可以尋找到印跡。在號稱“徽州第一家”胡宗憲尚書府，拱形屋頂設計成船艙狀，書房設計成戰船形，“位協三公”的木牌坊上雕刻着翻滾的波濤與跳躍的鯉魚。站在尚書府，如同屹立在戰船上，似乎還可以聽到400年前驚濤轟鳴。
當我們的目光跳到績溪毗鄰的涇縣黃田村，那裏停泊着一座佔地4000多平方米的“洋船屋”。清道光年間，鹽茶商朱一喬80歲的老母突發奇想，想見識一下上海的“洋火輪”。為了孝敬老母，朱氏父子按照輪船模樣，一磚一瓦地壘砌出一件驚世駭俗的作品——西側院牆砌成翹角船頭，院牆中間造型似甲板，兩層高的家塾如同駕駛室，中間和尾部院牆形同客艙，住宅和廳堂如大輪。有船必須要有碼頭和跳板，朱一喬在“敦睦堂”與輪船之間建了一座石板平橋，這艘裝滿孝道的船舶，悠然停靠在鳳子河岸。
的確，若要以最具象徵意義的象形佈局來解讀徽州村落，無疑只有船。這些依山傍水的村落，希望以航船的佈局避免水患，希望以水為動力推動宗族的蓬勃發展。同時，這些帶着“揚帆起航”、“一帆風順”、“滿載而歸”吉祥寓意的船形村落，承載着家族心願，為徽州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徽商剛走下航船的跳板，又跨上了故鄉的航船，船成為藏在內心的風水圖騰。隨着公路運輸的發展，新安江已經隱入沉寂，沿岸的埠頭也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這些船形村落失去了前行的動力，成了一艘停靠在歷史長河中的航船。
攝影／吳若峯
是誰規劃了風水徽州？
據説，整個徽州的地形形似一艘大船，朝向大海，船頭是海拔1787米的天目山主峯清涼峯。徽州山水的褶皺間泊着無數的船形村，村落中又隱藏着一幢幢造型逼真的船形屋，徽州人對船有着天生的執愛，除了徽駱駝、徽州牛之外，船彷彿成了徽州隱性的象徵。然而，在之後的尋訪中，我卻發現徽州的村落佈局不僅僅是簡單的“船”，“船”只是徽州風水形制中的冰山一角。
朱熹筆下“呈坎雙賢裏，江南第一村”的呈坎村，按易經中陰（坎）陽（呈）二氣統一、天人合一的八卦理論選址佈局。整個構造山重水複，村落完全處在“枕山、環水、面屏”的理想空間模式環境裏。村落坐西向東，大門一律朝東，迎春陽之和，避肅殺之氣，呈現出了以風水建立起的門户秩序。村左建家廟宗祠，村右建社屋，突出左宗右社。一座座建築被兩水圳、三街、九十九巷分割成一個個獨立而連接的空間，置身其中如入八卦迷陣。
石家村石氏宗族是北宋開國功臣石守信的後裔，三條經線、五條緯線將村落分割得井井有條，道道相通，一棟棟民居如棋子散落其間，因此得名“棋盤村”。這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棋盤上似乎還瀰漫着騰騰殺氣，下棋者早已拂袖而去。讓人猜測下棋者是誰？為何留下一盤殘局？
裏方村錢氏族人遵風水理念，經數百年努力，營構了一個外圓裏方的“錢形村”，還乾脆取銅錢的寓意將村子名為“裏方”。他們將姓氏的錢與現實中的錢穿插在一起，時刻提醒後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以村落格局教化後人做人要外圓裏方。
宏村按照一頭牛的形狀對村落進行了設計，牛角，牛頭，牛舌，牛身，牛胃，牛腸，牛腳，一應俱全。我從高處往下俯視，看到一頭斜卧在雷崗前的青牛，碧水流淌，水氣活絡，彷彿只要一聲吆喝，這頭筋骨舒展的青牛，便會緩緩地邁開步伐。
徽州的大勢西高東低，徽州的水多自西北流向東南，這種方向恰好迎合了風水學説上的山川大勢。徽州人對風水的狂熱追求，巨大的市場需求，為風水師提供了實驗場，各種類型的風水村落橫空出世——龍形江村、鳳凰形雄村、魚形漁梁村、雲團形潛口村、牛角形西坑村、帶狀形高砂村、陰陽交媾的太極湖村……各種形狀的風水村落層出不窮，它們或者隱藏在人們的眼皮底下，或者堂而皇之地袒露天機，數量之多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僅在休寧一縣，就有月形、鳳形、鶴形、龜形、蛇形、船形、荷花形、梅花形、鑼形、蟹形、螺螄形、海螺形等三十多個象形風水村落。
我們甚至很難找到未經風水師相地的徽州村落，在呈坎、棠樾、雄村等很多宗譜中，都有邀請風水師指點村落擇址的記載。潛意識中，徽州人深埋着對風水的畏懼和敬仰，大到村落規劃，小到一門一窗朝向，擇偶看八字，出門翻黃曆，建房、搬遷、修墳都要挑吉曰、選吉時，徽州無處不隱藏着風水。風水禁忌頗多，一不小心就有觸禁的危險，促使徽州人不得不掌握風水知識，幾乎到了人人知風水的地步。
為什麼在徽州有那麼多的風水村落？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徽州與兩大風水起源地江西和福建毗鄰，隨着徽商的崛起，他們將累積的資本源源不斷地輸送回家，徽州成為數百年不停歇的龐大建築工地。有一種説法，大批來自江西、福建的風水先生進入徽州，是他們營造了一大批風水村落。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徽州是道教的發源地之一，這裏是一大批名道的活動場所，經過千年實踐總結，徽州先人漸漸地豐富了環境選擇理論，他們以丘陵和山水作為試驗場，並將道教“師法自然”的哲學思想體現在風水設計中。南唐時，著名的風水大師、國師何令通遷居徽州，成為徽州風水的奠基者。《休寧縣誌》稱：“凡徽人葬地之善者，多為何國師所扦。”宋元明清以來，何令通之風水術在徽州得到了衣缽傳承，婺源濟溪的遊氏家族即“得舅氏國師何令通青囊之學”，成為徽州最著名的風水世家，明代遊元禮還曾於“永樂初應詔卜天壽山陵，優賜還山”。何氏家族也繩繩相續，揮起牛鞭將青牛趕到人間的休寧風水師何可達，即為何令通後裔，青牛入户宏村之後，宏村果然沒再遭受火災侵擾，最終留下了世界文化遺產“牛形宏村”。
未能謀取功名的徽州讀書人數不勝數，除了揹着行囊外出經商打拼天下之外，做風水先生也是一條不錯的出路。這些深受儒家經義教義影響的讀書人，將畢生的學説和理想壓縮到了羅盤的一千多個蠅頭小字中，在村落設計、規劃和改造時，他們容納了江西和福建風水學派的精髓，將對忠孝節義和仁義禮智信的推崇、對儒道釋的敬重、對宗族禮法的遵守、對宗教的信仰等觀念與風水交糅，形成了包容並蓄的徽州風水學。可以説，一隻小小的羅盤，大到足以將徽州收納其中。來自各地和本土的風水師們各顯神通，因地制宜，進行大膽的想象和創意，各種形象的村落應運而生，不僅在村落佈局上突發奇想，在空間營造上也別具匠心，他們共同締造了風水徽州。
相比馬頭牆、牌坊、宗祠、天井、徽駱駝、契約、女紅，風水承載了徽州更多祕密。龍川、宏村經過風水改造後鎮住了水火，呈坎、理坑打通了自然與人文的氣脈後成就了進士村，經過風水的點化，它們成為富甲一方的豪族。風水真的有那麼神奇嗎？
供圖／龍川景區
徽州為中國風水貢獻了什麼？
真正引發我對徽州風水思考的是村落的水系。徽州人視水為財富的象徵，因此水在村落中得到了最大化的應用，門前繞水，低頭遇水，村落漂浮在明晃晃的水流上，人走着彷彿腳步也開始晃動起來。
風水大師何可達將仿生學原理大膽而奔放地運用到了宏村水系的設計上，南湖是牛肚胃，小溪是牛腸，水渠兜兜轉轉流過每家門口。按圖索驥，不論從何角度看，它都是一頭熟知水性的青牛。500年後，它提醒我這一切似乎與財氣關係不大，更大的關係是防火——南湖坐落在朱雀位是鎮火，村中心的月沼以儲內陽之水而鎮丙丁之火，水流在村中被人工疏導、引流、改道、折曲、迴旋、盤繞，儘可能讓水在村落中舒展，利用地勢落差，將消防用水輸送到每一個角落。村落中一片水汽泱泱，飛檐倒影在水中，水影爬上了粉牆，顯現出一派自然天成。
木結構的徽州民居最怕火，經過數百年苦心經營的村落，經受不住一場大火蹂躪。一開始，風水師試圖改變道路走向和屋門口朝向而解決防火難題，但是失敗了。接下來，他們在具體的防火細節上大作文章，在規劃村落和設計民居的時候，將自然規律、生活常識和風水隱祕地結合在一起——宏村中心開鑿的月沼取“花未開、月未圓”，寓意着宗族的發展越來越興旺；馮村馮氏支祠東向挖有七口池塘，雲莊書屋前掛一盞天燈冠以月名，組成“七星趕月”圖；水圳繞門冠以“玉帶纏身”；天井中放置水缸，冠以“四水歸堂”……
這些風水上的吉語一語道破天機，水是防火的最有效手段，這些佈局既爛漫地追求着宗族理想，又理性地落實了消防措施。
龍川河的人工改道和排衙水口的建造，從形式上看貌似彌補了龍川村風水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解決了雨季發洪水時登源河水位暴漲導致的河水倒灌難題。從此，後人在雨季常常看到了一則曠世奇景——洶湧的登源河由東向南咆哮而來，人工改造的龍川河則水流潺潺，兩河交匯處呈現出高低不同的水位，登源河水高於龍川河水，不可思議的是龍川河並沒有發生洪水倒灌。古人把這一現象歸結為真龍鎮守着龍川河。在胡氏宗祠配置了流水泮池、開闢五條北高南低的通道等措施，疏導和順暢了地表水的排泄，解決了龍川村長期懸而未決的水患和內澇問題，這是龍川先人在參透了自然規律後，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經典範例。
徽州多山而缺水，但是身在徽州你會誤認為身處水鄉，水在這裏被最大化地利用着。為了營造良好的水環境，江、河、溪、瀑、堰、渠、池、塘、溝、井、泉，這些重重疊疊的水波紋與村落、民居、道路和建築物協調地搭配在一起，水口園林造景，水街水圳環連，水井池塘密佈，彷彿它們是與生俱來的天然的關係，創造了理想的水空間。宅坦村的無溪有龍百塘水系、江灣村有江字形水系、昌溪有多級山塘連珠水系、江村的金鰲水系等水系密佈徽州大地上，創造了“浣汲未妨溪路連，家家門巷出清泉”的絕佳人居環境。
徽州風水史是一部徽州村落和民居的水火防治史，隨着風水學的演變，人們淡化了最初地理學、建築學上的實用意義，在糅雜進眾多迷信成分之後，漸變為心理學、玄學，比如鄰里大門、窗扇方位的避讓，大門改小，天井放置太平缸，室內掘井，山牆高人一尺，原本都是防火舉措，但是統統冠以風水的名義，儼然製造了獨具特色的風水徽州。
程朱理學的奠基人程顥、程頤、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徽州，他們的思想左右了徽州人的生活秩序，在村落營建中強烈地體現了宗法秩序、倫理綱常。徽州人按照朱子家禮模式建立起一套宗法祠堂自治體系——祠堂或坐落在村落中心點，如同一個人的心臟；或坐落在村口，如同村落的引頭雁。左祠右社，宗祠支祠，昭穆分明，秩序井然，這些宗族建築以其宏麗的規模、高聳的形象成為村落的地標。它們極其神聖，一磚一瓦都不能破壞，否則村落髮生災難必將難逃其咎。
徽州人雖然經商居多，但讀書取仕依舊是首選，“三代不讀書，好比是個豬”的俗語也説明徽州人普遍重視讀書。因此徽州人希望通過整治風水改變氣運，通過風水從精神層面為學子祈福。許多村落建有文武廟，在乾位建魁星樓，巽位建文昌閣，在社廟中供奉文曲星，在水口築文峯塔。建築上也大作文章，馬頭牆、山牆、大門改成官帽狀，門頂或屋頂置官帽狀飛檐，大門仿照衙門修成“八”字，在住宅或整個村落前後左右開挖溝渠，以形成“環繞宅之四面如腰帶水”，大門正對的圓錐形山峯，就將其更名為筆尖峯，如果是“山”字形山峯，就命名為筆架山……通過美好的寓意給予學子強有力的心理暗示。其體現的功能不僅僅是討彩的作用，更有主人的理想和訴求。這讓人驚歎古人渾圓的心智。
按照“臨水而建，雙龍戲珠，倒水葫蘆”的基本風水形勢佈局的許村，歷史上出了48個進士，成為名副其實的“進士村”。有“理學淵源”之稱的理坑，在數百年間先後出了尚書、司馬、知府等36名官員、16名進士、文人學士92人。他們將這一切歸結於村落的好風水。
供圖／何府忠
徽州大多數村落都有族譜，無一例外地記載了“務耕讀”的家規。所謂“耕讀”，是農耕文明與儒道文化的結合。耕，是立命之本；讀，為修身之策。“十户之村，不廢誦讀”乃是當地教育發達的深刻寫照，讀書成為他們的自覺行為。我在呈坎村一户村民的灶台上看到貼着一張紅紙，上書“天地君親師”。説明徽州人把尊師體現在生活的日常細節中。他們建造的豪宅也如一部修身立世的教科書，無論是大處的門樓、影壁、天井、地面，還是小處的門楣、牛腿、雀替、神龕，均有人物神像、傳説故事、花鳥蟲草、琴棋書畫等圖案，讓儒家文化的微言大義滲透到建築的每個細節中。雄厚財力是造就名人輩出的後盾，宗族子弟通過科舉入仕得以光宗耀祖，反之又影響和帶動了更多的族人，環環相扣，名人歷史經久不衰。
風水設計的美好願景，讓徽州人信心倍增，他們對擁有上天的眷顧和祖先的庇佑深信不疑。通過風水對精神的支持，通過學子自身的刻苦攻讀，千年來，徽州“儒風獨盛甲東南”，誕生了29個文武狀元、2100多個文武進士和數千舉人，積澱了深厚的人文底藴。“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父子尚書，兄弟丞相，四世一品”被傳為佳話。在這樣經久不息的良性循環中，徽州成為中國教育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為古典中國提供了耕讀傳家的範本。
日漸遠去的神話從隋開皇九年（589年）置歙州，再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為徽州，徽州行政版圖延續了800多年。近百年來，徽州一直在經歷着嬗變的陣痛，婺源的分離，績溪的改隸，徽州已被掐頭去尾，分屬兩省三市，不復歷史上一府六縣的穩固格局。為發展旅遊業，徽州也改名黃山市。我們習慣上將皖南傳統村落羣、婺源傳統村落羣、楠溪江傳統村落羣和甌江中上游傳統村落羣，稱為華東四大傳統村落羣，皖南傳統村落和婺源傳統村落基本上指的是原來的徽州傳統村落，可是徽州的名字已經從人們的視野中抹去。徽州已徹頭徹尾地被篡改，似乎世間已無徽州。
今天的徽州，隨着時代發展和科技進步，一些原本玄幻莫測的風水祕密已經揭開，風水喪失了強大的向心力和制約力，經歷了“文革”和“破四舊”，先人經過上千年的實踐、依靠風水建立起的牢不可破的鐵律，遭到了摒棄和踐踏。許多徽州人已經拋棄了對自然的敬畏和對祖宗的崇拜，隨意破壞和改變先人精心構築的水系、道路、村落的格局，任意地拆除歷代祖先一磚一瓦搭建起來的家園，大批徽州三雕、民居被盜賣或者出售，甚至漂洋過海。風水徽州是否只剩下了一則遠古的神話，跳躍在我們温暖的舌尖之上？
攝影／吳若峯
一垛垛白牆，優雅，梳朗，獨立於煙雨中，彷彿開放在田野裏的一朵朵百合花，整個徽州如同大自然饋贈的禮物，被悉心收藏着。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曾經的耕讀漁樵生活在這裏上演，然而這樣心性自然的生活場景也日見式微。古村落正在面臨着消亡——一些雜亂無續的新建築，穿插在江灣村的歷史建築中，彷彿一堆擺脱不了的累贅，它們與這座古老的村落格格不入；裏方村橫七豎八地蓋了新房，笨拙而生硬地混搭着，我們已經找不到安放在天地之間的那枚銅錢；上葉村在“城鎮化”中萎縮成了一片枯葉……散處在徽州山區的各色徽州村落和傳統的民俗，在現代文明的衝襲下，命運將走向何方？
這裏曾經是一批名道的活動場所。經過千年實踐總結，先民們漸漸豐富了環境選擇理論，他們以山水作為試驗場，在師法自然的同時，雜糅進儒道釋和宗族禮法，創造了兼容幷蓄的徽州風水學。
攝影／袁蓉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