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中國精神病人藝術創作生態亟待改善
自2006年以來，本人通過各種渠道尋找到許多有藝術天賦的精神病人，但四年多時間過去了，至今仍沒有—個精神病人可以獨立自由的創作，來自各方面的干預和限制嚴重阻礙了他們展示自己的藝術天賦，到底有哪些具體“干預”和“限制”呢？本人對此進行了如下的歸納和概述：
1、精神病院的干預和限制。我國現行精神病院的治療理念執行的仍是落後的生物醫學模式（與後生物醫學理念差距甚遠），他們將精神病人的社會、文化、心理等精神表現強行引入到生物醫學模式中進行分析解釋，其結果制定出來的治療方案自然是離不開化學、物理治療，如藥物、電休克，甚至是腦外科手術。我國眾多醫院將原有的“精神病醫院”改成“腦科醫院”就是在這種生物醫學模式的思想指導下完成的。如此—來，吃藥就成了治療精神病人的最主要手段，至於吃多少劑量，主要依據還是判斷他們是否會影響社會的和諧安定，至於精神病人服用大量藥物後是什麼感受，以及是否喪失了基本勞動能力等就顯得十分次要了。也正是因為在這種生物醫學模式思想的指導下，忽視社會、文化因素在精神病人精神康復中的作用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即使有少數醫院也嘗試使用“藝術治療”，那也只是一種娛樂和審美教育而已。據我瞭解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中的自由活動空間隨着近些年入院病人數量的逐漸增多卻出現不斷萎縮，全國著名的南京腦科醫院（原南京精神病防治醫院）近些年也因為空間的擁擠而乾脆去消了原有的文娛治療空間，由此可見為精神病人提供—個安靜獨立的畫室有多麼奢望。本人於2006年在精神病院內發現的十一位具有藝術天賦的精神病人，除一人出院和一人死亡外，其它九人都無法繼續創作，為此，我們做了大量努力，也都無濟於事。
2、公眾的偏見與歧視。由於社分過分渲染精神病人的危害，從而使得公眾對精神病人形成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大家普遍認為精神病人的腦子是有病和殘缺的，他們的—切行為都是不可控制的。由此而使得大家無端地疏遠和排斥他們，囚禁他們，用藥物讓他們保持安靜就成了一種最經濟有效的措施。對此本人不斷重申人的非理性對自然、人和社會的傷害遠不如理性，之所以大家對理性的傷害缺乏認知，是因為理性的侵害更隱蔽也更善於偽裝。非理性則不同，它不會隱藏，更不會偽裝，—切都是敞開透明和明擺着的。對於這種敞開透明的精神大多數人沒有勇氣去正視，更沒有勇氣去追求（現實中已成為一種禁忌），所能做的似乎只能是限制、排斥、污辱，直至將它妖魔化為止。可怕的是這一切“限制”、“禁忌”、“ 排斥”、“污辱”和“妖魔化”又都是以“愛護”、“關心”、“人道”、“治療”等正義的名義進行的，或者説，這一切都不是有意識，而只是一種集體的無意識表現。
3、家庭的壓力。在強大的社會面前，精神病人家屬終日誠惶誠恐，他們不得不小心謹慎地嚴格執行生物醫學的理念，同時也不得不努力讓精神病人無條件地服從社會的意志，為此，他們總是採用最嚴厲的方式去嚴格要求他們的親人，如必須準時吃藥、睡覺，不得興奮、激動、胡思亂想等等，由此導致精神病人的生存環境極為惡劣。本人與很多熱愛藝術的精神病人家屬溝通過，他們很難接受與醫學有任何衝突的觀念，也更不相信沒有接受過任何藝術教育的精神病人會創作出優秀的藝術作品，當然，他們最擔心的是藝術創作會讓他們家的病人情緒激動和失控。本人曾讓多位家屬放手讓他們家的病人畫畫，但這一簡單的要求卻很難得到滿足，他們必須時刻監視，對於他們看不懂的圖像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干預，他們認為看不懂和不能理解—定就是胡思亂想和有害的。必須要像現實中的形象，以及能夠理解是中國公眾對藝術的認知水平，而“要像”和“能理解”的本質其實就是必須現實（社會）和理性。這對於擅長沉浸在非理性世界裏的精神病人來説，這是一種難以應對的挑戰。而完整的人性怎麼能割捨非理性而獨立存在呢，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説“人們不能用囚禁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的神志健全。”
4、精神病人自身的障礙。本人發現有藝術天賦的精神病人（都有過住院的經歷）都存在着一種特殊心理，即凡是不被社會認同的一切表現都有可能會帶來懲罰，為了避免懲罰，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壓抑那些屬於自己心靈深處的真實慾望和想法，有的乾脆將自己封閉在自己房間內不許任何人進入，以此來換取有限的生存空間。在他們的作品中，時常會出現向二個方向發展的現象，即在內心和現實中來來回回。對此我問過他們，他們的解釋是回到內心很快活幸福，但同時又感到畏懼，因為他們擔心那樣極有可能會被視為是“發病”。為此，我與他們做過深入的交談，他們都説“回去的時候會感到非常安靜”，他們的解釋我是認同的，因為我看到他們畫畫時是那般地專注與投入。相比之下，正常的藝術家又有幾個能真正回到自己的內心世界呢。我問那些精神病人，那種“安靜”真的危險嗎？他們説不清，那是一種莫名的恐懼。在我看來他們這種畏懼其實是畏懼脱離現實（喪失生存空間）和現實的懲罰。其實，大家很容易在今天的藝術治療理論中找到關於通過藝術讓潛意識自然流露是如何有益於人身心健康的論述，但任何理論都是不能替代現實的。
本人希望以上四點概述能促使大家共同關注中國精神病人藝術的創作生態。其實，我們幫助他們改善藝術創作的生態同樣也是對我們自身創作生態的改善，尤其可以藉助於他們的藝術來幫助我們找回真實的自我，以及與自然世界重新建立起聯繫，正如凡高所説“一些人儘管瘋了或是病了，但還是喜愛自然，這些人就是畫家”。所以我稱這種幫助為“互助”，即我們在幫助他們的同時也會得到他們的幫助。再看這種“互助”的現實意義，如眼下大家都在埋怨藝術界有多麼浮躁、世俗，又何等地缺失靈魂等等。今天的中國當代藝術似乎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何去何從令無數藝術家、批評家們感到困惑。對於原生的精神病人藝術，中國藝術界都非常陌生，不久前，中國當代藝術的領軍人物方力鈞竟聲稱“凡高的藝術表現很低級”這又是何等的愚昧和無知。本人並不主張藝術西方化，甚至認為，中國當代藝術只有本土化才具有其現實的意義，但如果西方的某些藥方能有助於醫治我們的某些頑症，我們又為什麼要拒絕呢？曾對馬蒂斯等藝術家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弗拉芒克就曾明確表示“我愛凡高勝於愛我的父親!”克利也説過“要改革藝術，就必須嚴肅地看待精神病人的作品。”諸如此類的觀點在西方現代藝術史上比比皆是。也許有人會質疑今日時代與他們那個時代的差距，但本文想説的是，我們今天的藝術是否離自然和我們心靈又太遠了呢？弗拉芒克、馬蒂斯、克利、杜布菲的時代恰恰是藝術家們追求人性解放的年代，況且，我們又不曾經歷過那樣的年代，即使經歷，也都是半途而廢。面對今天如此嚴峻的現實，我們自然不能將全部希望都寄託在精神病人藝術身上，但他們的藝術如果能夠讓我們看到一線光明，我們又為何不能去嘗試和努力呢？
（附二位南京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紙上作品）
2011-1-28
夢想與現實之間的磨合讓我讀懂很多生活的語言，風雖改變了方向，卻沒有改變我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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